2014-10-31 南京日报（第A17版）
建筑设计需要兼顾实用与艺术。但是，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造型“雷人”、造价甚高的地标性建筑，很多公众“吐糟”这些建筑既不实用又很难看。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建筑？《中国青年报》上周的一项调查显示：73.3%的受访者认为是“以奇怪博知名度，不顾社会责任”，45.8%的受访者直言“造型奇怪就好藏猫腻”，而81.1%受访者认为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地标建筑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9254人参与）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63.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地有造型“雷人”的地标建筑。56.5%的受访者认为奇怪建筑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程泰宁认为，奇怪、“雷人”的建筑分两种：一种是在审美上明显低俗媚俗的建筑；另一种是本来可以做得简洁，但因某些功利目的，以牺牲建筑的功能性、经济性为代价，追求造型奇特复杂，刻意挑战人们审美，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地标建筑？73.3%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以‘奇怪’博知名度，不顾社会责任”，45.8%的受访者指出是因为“造型奇奇怪怪就好藏‘猫腻’”，还有16.4%的人指出“规划审批者把关不严，形同放纵”，16.0%的人认为原因在于“决策者思想混乱”，11.4%的人表示是“设计者挑战国人美感”，9.2%的人认为是“设计者有意投低俗所好或玩‘隐喻’”。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冯果川认为，中国当下确实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诞生，恰恰是因为建筑师对设计缺乏掌控权，“国内的领导们和业主对设计，特别是建筑外观，都非常重视，也很有兴趣发表意见。这种外行的审美标准对设计的干预，是造就这些奇怪建筑的直接原因”。
“对大型建筑的规划、审批程序一般都是有的，但常不起作用，最重要的是领导一句话。有时，招标、审批都完成了，若领导觉得不满意，说换掉就换掉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而且，大型建筑的后期评估机制还不完善，一般建完就谈不上什么责任了。”程泰宁说。
他认为，大多数开发商会考虑成本，但领导往往不会考虑那么多。至于建筑师，虽说最终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中，但有时为迎合开发商和领导，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以国内某体育场举例，“虽然不属于搞怪，但为了这种造型，我们每平方米用钢量高达700多公斤。同一个建筑师在德国设计一个规模类似的体育场，每平方米只用了不到100多公斤。为什么？在国外他需要考虑纳税人能否通过。”
谁最该为“奇奇怪怪的建筑”负责？调查中，81.1%的受访者认为，最该负责的是决策者和审批者。10.4%的受访者认为是建筑设计者，还有6.8%的受访者表示开发商也难逃其责。
奇怪建筑会带来什么问题？
调查中，87.0%的受访者认为奇奇怪怪的建筑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25.1%的受访者表示会助长虚荣等不良风气，14.0%的受访者觉得与周边环境不协调，10.7%的受访者表示这些建筑需要更多的建筑材料，会造成浪费。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系主任谭刚毅认为，奇怪和“雷人”的问题在源头——立项和定位就已经出现。稍大一点的建筑动辄追求“标志性”，而不是“实实在在”，其规格和造价大多是“过度建设”和“过度设计”。“很多大型项目都浪费惊人，而一些必需的公共项目却资金少得可怜。很多新奇的设计，预算超出数亿元，这些纳税人的钱可以建多少中小学？”
在深圳一家设计事务所工作的马近驰介绍，一些地方会把艺术中心、剧院等市政工程做成地标建筑。为了造型，这些建筑的幕墙和屋面，80%的龙骨都是弯弧，外面的面板加工难度更大，光是幕墙工程的造价就可能达到6000万元，而场馆的体量其实并不大。“如果做成四四方方的，造价肯定便宜很多”。
谭刚毅指出，首先，在规划和审批上，很多大型公共建筑都是由洋建筑师操手，他们不应该总有特权。其次，要抱有开放的心态，领导意志和“政绩考量”在建筑这方面体现得很明显。
程泰宁认为，迪拜那种拜金主义、消费文化的建筑，绝不是我们的方向。建筑应该兼具功能性、经济性和文化性，建筑有自身的创作规律。“现在西方有人提出‘回归经典’，我们也需要，这不是倒退，而是转换提升后一种高姿态的回归。”
在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教授王炎松看来，建筑首先应该回归质朴，与环境相协调。“江南水乡的一些普通民宅，白墙青瓦，简单实用，又与绿水桃花相辉映，那是一种质朴低调的美，是朴素之大美”。其次，要凸显本民族特色。“我们应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不断反思，追求一种天地人的和谐”。
专家：建立真正的市场机制和有效专家评审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赵逵认为：以北京为例，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北京市领导认为北京应保持古都风貌，所以“坡屋顶”作为传统特色的体现，经常被运用到建筑中，建筑思潮被压抑得很厉害。几年之后，时过境迁，以前被压抑的想法、能量仿佛都释放了出来，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这“花”开得也太过了，各种奇怪的建筑都开始涌现出来。这大概就是奇奇怪怪建筑出现的思想基础。当然，还有计算机、施工技术等技术因素的发展，使参数化设计、非线性设计、3D打印、计算机三维切割等都可以实现，为奇奇怪怪建筑的产生提供了技术保障。
那么，现有的规划和评审机制能不能对建筑形成约束？
赵逵认为：评审机制名存实亡。评审的流程是有的，尤其是重要公共建筑，会有多轮专家评审。但有两种典型的评审情况：一种是将专家放在“摆设”的位置上，比如，现在有这样一个方案，专家只要听话表示通过就好，如果这位专家不赞同，那就换成赞同这个方案的专家；另一种是将标分为不需要专家评审的商务标和需要专家评审的技术标两部分，两部分的比重不一样，如商务标占70%，技术标占30%，这就稀释了专家评审意见的重要性。这种评审机制明显存在很多漏洞，使得最终还是领导说了算。所以很多建筑说通过了多位专家评审，但其实和专家没什么关系。
冯果川表示，要减少奇奇怪怪的建筑，首先要减少各级领导和业主对设计美学的干预，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现实中，媒体和专业人士都在激烈讨论‘奇怪建筑’的定义，一场关于奇怪建筑的围剿已经拉开序幕。过度解读不仅不会触及这类建筑产生的根本，还会助长地方领导干预文化生态的势头。”
他认为，如今的建筑生产体系，被权力和资本集中垄断，大多数民众很难参与其中，但他们却要成为这些建筑的最终使用者，这是不公平的。“未来的中国建筑应该打破现在的封闭体系，让民众和政府、投资者、建筑师互动起来。那样，我们可能会把注意力从追求造型的标新立异、雄伟霸气，拓展到更宽阔的领域。可能会设计得更平实、普通、经济，可能会讨论建筑如何营造温馨、和谐的生活，让其回到服务于普通人生活的道路上来。”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