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7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清俐
新世纪以来，自艺术学成为一级学科，中国艺术学理论界投注更多的关注在如何建构足以支撑中国艺术创作与实践的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而所谓中国特色则离不开对深厚学术史积淀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近年来，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由他负责主编的 “中国古代艺术学理论经典文献研究丛书”即将出版。就相关问题，王廷信教授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有人认为，艺术学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其现代学科意义上学科体系和学术理论源于西方。您如何看中国千百年来在独特的艺术创作与文艺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古典艺术思想与理论？在当代学术界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的视阈下，请您谈一谈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和阐释的重要性。
王廷信：学科是一门学问或者一个领域的学问的集合，它由一些基本问题引领，一系列相关问题紧密伴随，有一大批学者用力钻研，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就艺术学科而言，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艺术理论往往被纳入哲学的范畴来认识。因此，西方艺术理论如果说成体系的话，这个体系早期更多地集中于哲学，多从一个宏观的宇宙观出发思考艺术的功能、地位以及相关问题，到了18世纪末，被称为美学。美学一度称为显学，思考自然和社会中的美的问题，后来黑格尔在把美学的范围聚焦于艺术，所以美学开始着力思考艺术问题。在西方，艺术理论的体系多是沿美学的路向往下走。
中国艺术学科不像西方艺术学科一样过于追寻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艺术学没有体系，准确地说，中国艺术学科是没有像西方一样的体系。中国艺术理论从先秦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乐思想发端，在讨论社会治理问题的过程中思考艺术的功能、地位问题。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人物品藻风气的兴起，人们更多地把艺术与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便让艺术与一个个性格独特、风度各异的人物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艺术自魏晋时期开始，养成了“知人论艺”的传统。而从艺术自身问题而言，中国艺术理论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讲求虚实相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范畴，如形、神、气、象、雅、俗等等。进入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多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讨论中国艺术问题，也有不少人把中国的艺术理论资源添加到西方艺术理论框架中来讨论。这些都是涉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体系性问题，也是其不同于西方艺术理论体系的最为可贵的东西。但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人们不断思考，尤其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视阈下，这种思考更加显得可贵。文献是学科的基础，缺乏清晰的文献脉络，便无法为学科准确定位，也将深刻影响到学科的长足发展。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缺乏清晰而又完整的理论文献体系，故而造成学科自身的诸多困惑。因此，整理与研究属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相关文献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工程。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丰富，散见于经、史、子、集等文献当中，除了已经整理出来的文献外，还有大量资源需要挖掘。因此，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从这些资源自身出发思考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和阐释既需要一批文献学家全力投入，又需要一批理论家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这样才能充分释放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的能量，让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在艺术学科建设中起到支柱性作用。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与阐释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目前，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哪些初步的成果？您本人开展了哪些相关的研究？
王廷信：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与阐释工作已有良好的基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艺术门类以及美学领域的学者都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精力，也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譬如针对书论有李翰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书论集》、黄惇先生著述的《中国古代印论史》等；针对画论有俞剑华先生整理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王世襄先生著述的《中国画论研究》、周积寅先生主编的《中国画论大辞典》；针对乐论有吴钊等先生整理的《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王耀华等先生整理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等；针对戏曲有原中国戏曲研究院整理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俞为民先生整理的《历代曲话汇编》等；针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料的整理有叶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编写组编辑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等。彭吉象先生申请的“中国古典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曾于2008年被立项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目前已近结项。就我本人而言，我近十多年来是从戏曲研究转向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的。自2010年起，我主编的“中国古代艺术学理论经典文献研究丛书”就开始着手编写。这套丛书共15册，400余万字，分文献篇和理论篇两大部分。文献编采取“打通门类、分类整理”的原则编写。“打通门类”意在使本丛书所收录的文献所体现的观点能够适应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分类整理”是将文献划分为观念编、体式编、功能编、创作编、风格编、品鉴编等六个专题，便于读者从某个角度思考艺术的宏观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精要编，便于使读者概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经典文献。“理论篇”是在上述六个专题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分为中国艺术体式论、中国艺术范畴论、中国艺术功能论、中国艺术创作论、中国艺术风格论、中国艺术品鉴论、中国艺术学文献概论、中国艺术学理论关键词等。这套丛书现已完成8部书稿，其余书稿的编写正在进行当中，自2017年起将由山西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
记者：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学术界有一些争议的声音，比如在阐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时，有学者偏向于用西方艺术学理论、概念“以西化中”，也有学者强调要用中国古典艺术中自身的话语，但也因此面临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对此类困扰，您如何看？未来如何兼顾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和融入国际学术对话的双重任务，而更好的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的挖掘？
王廷信：针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自近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关注，确有一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以西化中”的倾向。这种倾向与百余年来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学术的强力影响有很大关系。你所说的“以西化中”就是指用西方艺术理论的概念、范畴和框架来套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试图在一个较为现代的理论体系内解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这种做法对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有较大的帮助，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有效地引导人们对中国和西方的艺术理论进行比较。但这种做法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随着中国的强大和中国文化自信心的日益增强，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时代重估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的价值。我认为，西方艺术理论自古希腊以来，以哲学为指导的成体系的理论话语是主流。这种做法往往都是在哲学家探讨大的宇宙观的过程中针对艺术的理论阐释。所以，西方艺术理论的主流成果多数是在哲学框架中思考艺术问题的。这种做法在康德、黑格尔时期达到顶峰。但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有较大区别。西方人重视在一个体系中认识具体的事物，中国人则重视经验世界，善于从一个具体的事物中体悟某种普遍规律。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多数不去努力构建一个体系，更多的是在具体可感的经验中讨论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更加实在，因为这些成果是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关于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先把自己解释清楚才能与别人进行对话。而要把自己解释清楚，就需要我们的理论家充分相信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魅力，积极主动地投入精力去研究、去思考，否则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另外，我们不能为了对话而用西方的话语叙述自己，因为这种叙述把我们自己说不清楚。譬如，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么我们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当中有没有与“理念”相对应的概念呢？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谈到诗歌的神妙之处时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在西方理论话语中能否找到对应的概念呢？显然都是很难找到的。我们必须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进行凝练和阐释，寻绎一套能够代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核心的概念和范畴，找到一套能够深入浅出地表述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性格的话语方法，才能让西方人明白我们的理论精髓是什么，有怎样的价值。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首先要把我们古代的家底盘清楚，其次要考虑到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传统。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是开放包容的，否则不可能如此博大精深、如此绵延不绝。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行误读，也无法让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与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传统有效对接。至于融入国际学术对话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自己强大了自然有人跟你对话，自己不强大，自己把自己都说不清楚，别人跟你对话有什么价值呢？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的目的并不是要与国际对话，而是要解决好我们自己艺术创作、传播、消费、管理的实际问题，激发出艺术的活力，让我们的国人在热爱艺术、创造艺术、享用艺术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生命充盈起来，而不是别的。